11月17日中国队悲剧性地出局后，没有人知道阎世铎这一天里在做什么，是怎样的心情。现在，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答案——在17日这一天，阎世铎去了公安部，议题只有一个，“惩治赌球，司法如何介入”。
　　用“证据”惩办赌球
　　早在今年6月9日的中超老总会上，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和杨一民都谈到了赌球，两人关于这个话题的发言加起来不到5分钟，但已经提出了司法介入查办涉赌人员的设想。杨一民说：“俱乐部和媒体最近反响最大的就是赌球和派系的问题，这些问题足协很难去一一查处，但是凡是涉及到赌球的俱乐部，你们可以通过当地公安和司法机关去处理。”显然足协感到按照自己的工作权限去查处赌球有些“力不从心”。杨一民还特意谈到“证据问题”：“司法机关介入才能抓到真凭实据，否则没有证据，很难处罚。”但即使这样说，足协仍然认为有不少关于赌球的报道是失实和夸大的，认为对这些报道“俱乐部应该反击，还可以向法院起诉”。
　　阎世铎提及中超联赛中的最突出的七个问题也把“赌球”作为最严重的三个来看待。但他又在举例时说，“马来西亚已经成了亚洲赌球的中心，我们的国家队在这方面还是很好的。”由此看来，足协对赌球是有警惕的，但警惕性不够，最受制约的还是“证据瓶颈”。
　　司法介入难度不小
　　阎世铎曾经谈到过司法介入的难题：“赌球查办，最难的问题就是两个，一是事实，二是证据。现在证据是最难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请司法机关介入调查，必须通过公安部门的介入才能让赌球在足球圈内消失。”
　　但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的情况，阎世铎与公安部协商后，司法介入已经不成问题，但真正采取行动却难度很大：足协能了解到的赌球庄家线索很有限，各个俱乐部也常常只能抓住一些“现象”，操控联赛的地下黑庄一般都采用单线运作，一般一条线从散户赌客中甚至个别球员中接的单也就三五十万，独立的大单一般都是和境外大庄联系，相当隐蔽，公安部门要进行查处难度相当大，设立专案要求的涉赌金额的起点也比较高，有说法是300万以上。
　　即使如此，阎世铎在与公安部门的商讨中确立了司法介入的原则，也达成了相当多的共识，这无疑对中国足球还是一件好事。（潘琪）